日前何春蕤教授於「蘋果日報」發表「弱勢者遊行如何面對危機」一文針對近期接連發生的性權倒退事件（如：媒體偏頗報導、教會反同志遊行、誠品信義店差別對待同志出版物等），筆者相當同意何教授「找回遊行抗爭」訴求的呼籲，然而必須指明的是，運動策略上「論述鬥爭」和「團結壯大」兩者並存時的困境。美國已出櫃的社會學家也是同志運動者甘姆森教授（J. Gamson）曾用「酷兒兩難」（queer dilemma）來指稱這樣的困境：身為差異政治下的同志運動，為了要促成團結而進行政治行動（如：遊說、遊行）常必須將異質的社群面貌，化約成同質性的一體來與主流團體抗爭；然而此策略卻在意識型態上違背了其原先要包容多元、尊重差異的運動本意，因此論述鬥爭與團結壯大之間存在著兩難。
酷兒兩難同樣發生在台灣。當遊行採取「同志愛很大」（2009）、「驕傲向前行」（2008）、「彩虹有夠力」（2007）等「柔和」的主題時，不啻是同志遊行聯盟欲在差異主體中「異中求同」，以及在異性戀霸權社會裡「異中求同」的階段性策略。所謂具體、抗爭性的議題則詳列在歷屆遊行的主張與訴求中。過多的訴求易使媒體形象失焦，若採單點議題抗爭路線，也容易重蹈歐美同運只讓單一議題（如：婚姻權）排擠其他議題的覆轍。